三国有哪些有名的书院?三国时期地方学校没什么特殊之处,县、郡、州至中央的太学,就这么一个系统。正常情况下每个地方都有学府,东汉三国的名士大多靠家学或自学,通过地方学校学习,并且以学术成名人物很少。若东汉末年诸侯陶谦,通过个人努力考上诸生,又被举为茂才(秀才)
三国有哪些有名的书院?
三国时期地方学校没什么特殊之处,县、郡、州至中央的太学,就这么一个系统。正常情况下每个地方都有学府,东汉三国的名士大多靠家学或自学,通过地方学校学习,并且以学术成名人物很少。若东汉末年诸侯陶谦,通过个人努力考上诸生,又被举为茂才(秀才)。姜维好读郑学,一路走向了州从事那时郑玄早就死了,姜[繁:薑]维自当是在地方学习了郑学。
地方学校跟东汉的孝廉制度或有一定关系,郡国向朝廷举荐的人才需要考察品行和才识,地方政府对当地有才识的学生自当有所管理。所谓的地方学府有的受到太守重点支持,有些是地方名士个人讲(繁体:講)学,官府没有反对也没有什么支持,学问足够出众,名气足够大,会得到举荐去做官。也有名士不做官后跑去教学,如虞翻被孙权安排到交州后,仍在在交州开办私学,弟子有数百人之多直播吧。正是今有朱一旦非洲警告,古有吴大帝交州旅游。
办[繁体:辦]私学[繁:學]的名家还有马融、郑玄、卢植等大名人,就不一一详说了。只要师傅名气大,不走官学渠道也有出路。
“单骑逼退孙权十[拼音:shí]万大军”的刘馥进入合肥后,其中一件功绩就是聚集有文化的诸生,重建学校,目的是恢复经历诸侯混战以来,地方政府的正常秩序。扬州的首府合肥在刘馥数年经营下恢复秩序{练:xù},战备充足,即便在刘馥死后,孙权十万大军围攻合肥三个多月也无法(fǎ)将其攻下,故有刘亡灵单骑逼退孙权一说。
故刘馥这所学(读:xué)校可以叫做“合肥学府”或“亡灵学府”。
杜甫的祖先、名将杜预的爷爷杜畿上任河东太守后,着手恢复河东郡秩序,各种行政工作都亲力亲为,政绩考核常为天下之最。其中工作之一是杜畿重新开设学宫,还亲自拿着书卷给人讲课,河东郡儒学大兴,培养的儒士极多。荀彧的别传描述杜畿简(繁体:簡)傲少文,学术水平应该不高,主{pinyin:zhǔ}要是给地方人打打基础,普及知识。说来这杜畿不仅跟戏志才、郭嘉并列,孙子杜预博览群书,综合成绩超强,人称“武库”。
河东名儒乐详是杜畿学宫的{pinyin:de}教授之一,担任的官职是郡文学祭酒,后来被举荐为太学博士shì ,而且还是魏国博士里水【拼音:shuǐ】平极高一位,他的弟子有数千人之多。我怀疑西晋寒门名士乐广可能跟乐详有些关系,但两人不是同一户籍。像“名满京城”毌丘俭、“地图专家”裴秀、“诗人”杜挚这样的河东名士也没明确记载有在郡里读书,这种学校对本有学家的士族而言是否有太大影响,不太好说。
故杜畿这所学校可以叫做“河{pinyin:hé}东学宫”。
孙权的堂兄孙瑜礼待济阴人马普,让马普教授庐江郡的将领、官吏子弟数百人读书,正式【读:shì】设立官学,还设有食堂,待遇极好,但需要官僚子弟才可以去上学,孙瑜本人也是一位读书爱好{hǎo}者。由于孙瑜手下以江西人居多,故可称为“江西学府”或“庐江学府”。曹操亦曾设立教师,教授亡去将领、官员的子弟。
吴郡才子顾邵与诸葛瑾、张承、步骘合称五君,顾邵的名号是虚心的长者,他出任豫章太守,会考察小吏才能,令优秀者入学进修,通过教育改善社会风气。南北朝的怪谈小说《殷芸小说》描述了顾邵【崇学校,禁淫祀,风化大行,历毁诸庙。】的故事。顾邵毁坏鬼神庙宇,破除封建迷信,推广知识教育,遭到(pinyin:dào)了鬼怪上门威胁,经过长期骚扰,顾邵身体一年不(pinyin:bù)如一年,但也没不肯为那鬼怪修复庙宇,遂【拼音:suì】病重而死。
顾邵这所学校可以叫做“豫章书《繁体:書》...”或“长...学府”。
魏国名将王基出镇荆州,把江夏郡的治府推进到前线夏口一带,并(繁:並)对当地进行发展,为伐吴进行长久的战备工作,其中一个项目就是修建学校【拼音:xiào】。
故这所学校可以叫做“王基学府”或“魏国武汉学府(pinyin:fǔ)”
灭吴名将王濬担任广汉太守时,有叫李毅的担任学校的主事,或者说是校长(古代时负责地方学校的官员属[繁体:屬]于小吏,地位不高)。王濬作为郡领导,来到学校视察,得知学校学生有八百多人,学有所成者只有百人,教育效果不达标。李毅用孔子弟子三千《繁体:韆》,学而有名者只有七十二人进行反驳,得到了王濬的重用,在王濬伐吴时担任参军。李毅的爷爷李朝当年正是随刘[繁:劉]备伐吴后大败,病逝于永安。
故广汉澳门新葡京郡这所学校可以(拼音:yǐ)叫做“武侯学府”(王濬谥为武侯)或“李毅吧”。
类似以上这些都是有记载他们修办学校,类似司马朗、张既、贾逵、郑浑等著名地方官员,当然都曾进行过发展地方学校的工作,只是史上没有详细描述他们这方面政绩。在那个文化普及低下的年代,地方学校主要还是确保一些基层人员(读:yuán)的文化水平,至少(pinyin:shǎo)能读懂公文,承担起地方文书往来的工作。
像诸葛亮、陆逊、司马懿这种都是有学家底子,再外出游学与名士交流的人物,他们跟地方学校出来的{de}寻常学生比起来,恐《拼音:kǒng》怕是大学和小学的差距。
当然,三国时期也澳门新葡京有“地方大学”,比较著名的是刘表在荆州开设官方学校,吸引许多读书人《rén》来读书,这些人都有一定知识基础,彼此间交流、学习,算是强于寻常地方学校的一所大学了。
《后汉书.刘表传》记载:关西、兖、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,表安尉赈赡,皆得资全。遂起立学校,博(pinyin:bó)求儒术,綦母闿、宋忠等撰立《五经》章句[jù],谓(繁:謂)之《后定》。爱民养士,从容自保。
往来荆州学术圈的有司马徽、宋忠、傅巽、刘叡、王粲、刘廙、韩嵩、徐庶、石(读:shí)韬、孟建、崔州平、诸葛亮、庞统、向朗、尹、潘濬、赵戬、士孙萌,但具体有谁专门进(繁体:進)过刘表所办的学校就不太好考究,像这种学术圈子,曹《拼音:cáo》操和孙权那边也都有。
所谓的皇家书院就是太学与东观,不过这是两个机构,东观侧重管理书籍,澳门巴黎人太学侧重于教授,只不过官员通常都是一伙人。东汉中期还设立了秘书监来管理图书,这个建制延续到了魏国,而魏国不再有{yǒu}东观。
东汉末年的东观名人有卢植、蔡邕、杨彪,承《拼音:chéng》担着东观里藏书、校订、教学等工作,这些人本身也大有名气,弟子众多。若吴相顾雍是蔡邕的弟子,蜀【练:shǔ】主刘备是卢植的弟子,魏司徒王朗是杨(繁体:楊)彪父亲杨赐的弟子。此前的东观名人还有“文学模仿大师”扬雄、“《汉书》作者”班固、“大发明家”张衡、“大儒”马融。
曹魏自建国以来,太学一直在发展,魏明帝曹叡之时,太学生数量已经增至千余。依照汉(繁:漢)制设五经策试之法,通过考试的可补掌故、太子舍人、郎中等职位。但是由于长期战乱破坏了学术环境,初始教学质量并不太好。《三国志王朗传》引《读:yǐn》注《魏略》有详细记载:“从初平之元,至建安之末,天下分崩,人怀苟且,纲纪既衰,儒道尤甚
至黄初元年之后,新主乃复,始扫除太学之灰炭,补旧石碑之缺坏,备博士之员录,依汉甲乙以(yǐ)考课。申告娱乐城州郡,有欲学者,皆遣诣太学。太学始开,有弟子数百人。至太和、青龙中,中外多事,人怀避就
虽性非解学,多求诣太学。太学诸生有千数,而诸博士率皆粗疏,无以教弟子。弟子本亦避役,竟无能习学,冬来(繁:來)春去,岁岁如是。又虽有精者,而台阁举格太高,加不{pinyin:bù}念统其大(拼音:dà)义,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,百人同试,度者未十
是以志学之士,遂复陵迟,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。正始中,有诏议圜丘《读:qiū》,普延学士。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,虽复分布(繁体:佈),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,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。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,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,多皆相从{pinyin:cóng}饱食而退
嗟夫!学业沈陨,乃至於此。是【shì】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,各处荒乱(繁体:亂)之际,而能守志弥敦者也。”
但“王元姬的父亲”王肃此举似乎是为了《繁:瞭》垄断教育话语权,借用权势大力家学发展成“王学”,成为了魏晋之际的官学,意图压倒东汉末年以来流行的郑学,西晋还设立有博士专[繁体:專]门研究王学。由于王司徒父子又是兰陵侯,我们可以叫这[繁:這]门学术叫“兰陵王学”。
至末年时曾有太学生三千请求司马昭让“卧龙”嵇康(拼音:kāng)到太学教书,魏末时太tài 学规模已经很庞{pinyin:páng}大,然不久后魏国灭亡。
蜀汉亦有太学、东观,但由于蜀地学术发展不突出,太学似乎没什么可道之处,陈寿记载的蜀地学者多是私学大【练:dà】佬,他的师(繁体:師)傅谯周从典学、劝学、太子家令等职位出身,属于官学教师了。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曾出任东观秘书郎,这也是他撰史的基础。此前提到司马徽的学生尹默就是蜀汉著名的学官,曾{céng}教授过刘禅,所以刘禅是司马徽的徒孙。
孙权那边也设立学官,建国后有东观,相关记载亦并不多。吴国末年,吴后主孙皓曾经答复(繁:覆)东观令华覈请辞:“以东(dōng)观儒林之府,当讲校文艺,处定疑难,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{练:qí}职,乞更选英贤。闻之,以卿研精坟典,博览多闻,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。”
从孙皓的描述就能看出东观的作用,但随着知识份子(pinyin:zi)士族化,读书是出仕的渠道,又有多少人愿意把学问传授给外人呢?各大家族垄断知识才是常态,能教授高等教育的当然(rán)都是贵族子弟居多。
吴国(繁体:國)还有大儒程秉是郑玄的学生,后他担[繁体:擔]任太子太傅,教授孙权之《拼音:zhī》子孙登学问。“孟尝君”的后代薛综由于家学过硬,三代人都负责过太子的教育。有个中亚移民来的和尚康僧会还曾是孙权的博士,这是早期外国教师。
但似乎东吴的官职都被世家子弟所垄断,寻常人读书相对没什么出路的样子。至吴国末年,甚至有教育荒废的趋势,于是吴景帝孙休又再重振教育,设立了许多博士,若《吴书》的作者韦昭就是孙休的博士。有个说法南京大学最早始于孙休设立的国家学校,所以韦昭应该是南京大学最早的教授之一。
那时候像有些人想象中有一处神秘学校,教授了一大群治国安邦的人才,这是不存在的,有通过家学(繁:學)走向政治的是权贵子弟,能够享受国家教育资源的也是那帮人居多,更因为士族的崛起,垄断知识现象越来越严重。到(dào)了科举制诞生,学校发展才逐渐走向平民化,但垄断教育资源仍是不变的走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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